根据北京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容军的介绍，交通部门将研究小客车指标引入市场化配置的方式。尽管目前没有最终方案，但容军说，可以借鉴上海车牌拍卖等方式。
目前，北京是用摇号来限制车牌总量，中签难度大，去年的中签率一度低到0.52%，相当于190人中1人。之前有不少经济学家就说，拍卖车牌的 方法充分发挥价格机制，比摇号好。对此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，拍卖确实提高了车牌配置效率，但未必符合限制车牌的初衷：
毛寿龙：拍卖的方法跟治堵没什么关系，还可能让拥堵更加严重。因为它把车牌配置到需求强度更大的人手里，假定十万或者二十万拍到的，那肯定使用效率更高，车会用得更多一些，而摇号有可能把车牌摇到那些不太需要车牌的人手里。
大城市治堵陷两难，关键在于适当疏解资源
在毛寿龙看来，拍卖车牌的方式无助于城市治堵治污。其实，除了对车牌动脑筋，管理部门还出台了其他管制性政策，比如限行限购。另外，还有人主张用经济杠杆，比如北京市有关负责人最近提到的“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”，就引起公众热议。
但无论哪种措施，治堵效果似乎都不明显，有报告显示，北京每年因交通拥堵导致的人均成本仍超过7972元，广州和深圳分别高达7799元和7253元。毛寿龙认为，现在的治堵措施“九龙治水”，主要是没有解决“政策目标不明显”这一根本问题：
毛寿龙：政策目标并不是很明显。比如说一个人特别胖要减肥，但是真瘦下来了可能大家又着急了，那么对大城市来讲是一样的，虽说有那么多城市病，但如果一旦有一段时间城市真不堵了，我估计会更着急。大家又要想着如何去繁荣经济、如何让交通流量增加。
那么，应该如何化解城市拥堵和区域经济发展这对矛盾呢？仍以北京为例，从2004年到2015年，北京常住人口增长680万人，机动车保有量随 之增长330万辆，增幅143%，而受空间限制，同期城市道路增长率仅为58%，所以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，治理城市病除了国际上通行的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和 运用市场手段外，还要将优质资源向其他城市群倾斜，打破大城市的空间限制：
叶檀：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机会，使得人口无限度地膨胀。所以适当地让资源向其他的城市群倾斜，这个是必须要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