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是事先有约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在同一天公布了网约车的地方细则。不知是否有约，这些细则所指向的，是网约车几乎需要变成出租车才能合法上路。按照这些规定，过去我们乘坐过无数次的，改变了中国城市交通生态的大部分网约车，其实是黑车。违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思路
通常来说，不应随意评价政策。这是因为，大多看似简单的条文，背后是复杂的专业问题。外行容易想当然，而在专业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，想当然非但不淳朴，其实愚不可及。
然而这次网约车政策，恰好属于我们可以评价的那一类。这是因为，对于网约车，我们很可能比一城一地的政策制定者更有经验，更有需求。也因为，这些城市的网约车条文，与几个月前交通部所出台的两个文件相比，条件苛刻了许多，或有过度执行之嫌。
一个政策的出台，首先需要符合更高层级文件的相关精神。在交通部的文件中，更多的是列出负面清单，例如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乘客信息，不得违规收费。但在各大城市的文件中，则多出了户籍要求、文化要求甚至车的排量要求。
容我孤陋寡闻，北京的路堪称坦途，不说常年低速运转的二环三环，即便是高速路，也无需排气量不小于2.0L或1.8T的车就能流畅运转。我们通过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不过月余，应有节能环保的共识，技术指标相仿时，小排量汽车理当受到欢迎。你得承认，这不是一次特别低碳的征求意见稿。
意见
好在这是“征求意见稿”，如果字面意思理解无误，我愿坦然提出意见。
以我这个乘客数百次的网约车经验，和次数更多的正规出租车经验，是否北京、上海户籍，并不与乘车体验正相关。网约车刚兴起那会，上车总有免费矿泉水和口香糖，如今资本向司机收紧口袋，再没有这样的好日子，但一百次乘车，也几乎遇不到一个司机抽烟、粗鲁或是满口脏话。不应有偏见，认为网约车司机素质更高，无非因为我等手中有影响司机收入的打分。相比正规出租车，网约车司机普遍不认路，感谢时代，手机导航已比人的路感靠谱。
虽说交通部鼓励一城一策，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出细则，但已经公布的城市政策看上去并无章法。为何在上海，只需“达到本市规定可予以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排放标准”，到了北京、广州就要规定数字？为何在广州，外地人、外地牌照可以开网约车，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、上海就不可以？
至于在车身张贴网约车专用标识，安装“计价器”，则是非常粗暴的美学。似乎只有长成出租车类似物，才有接乘客的权利。然而不知，在过去无数次的论证过程中，究竟哪辆车因为没有标识和“计价器”，出现了问题？这种规定是出于客观需求，还是出于管理中的强迫症？
分享
之所以对此类规定这样反感，还因为其无视时代潮流。本质上说，网约车属于分享经济。真正让它改变城市交通生态的，并非在手机上打车，而是让人们将手中资源合理利用。
这本是你情我愿之事。出行需求和闲置车座间，终于开始有了对接的可能性，即便正规出租车也得此便利。此时政府强力介入，必然发现其无所适从。因为在政府的管理经验中，只有应付出租车的经验，稳妥起见，最终制定出的，就是接近于出租车的管理政策。这看上去或许安全，却实在平庸。
在一个伟大社会中，并非所有事情都要政府解决。像人们在城市中如何出行这种事，再强大的有形之手都应付不来。除非城市死去，不然人们的流动就是永恒。
即使在这个民族的上古传说中，大禹他老人家都知道治水要疏而不是堵。这么类比并非信口开河，滴滴数据显示，仅上海一地，就只有不足1/5的车符合新轴距要求，而在41万余司机中，有上海户口者尚不足万。这是在关上大门。时光荏苒，有些人仍然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的放弃智慧。
很难不想起乔治·奥威尔，在《动物庄园》中他絮絮叨叨重复一句话，“所有动物生来平等，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”。如今看来，这话似乎不无道理。我在北京、上海打过的网约车，大部分是外地年轻人在开。他们如我一样，对城市怀有梦想。我们的特大城市当然需要控制人口，但我深信，只有北京、上海户口的人居于其中，这两个城市将难以运转。何况，我们已经有了房价、户口等诸多手段，难道特大城市真打算将多余的梦想驱逐出境？
示范
通常来讲，北上广深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。这次我由衷的希望，其他城市制定出更人性化的方案。过去许多年里，大城市极强的虹吸效应，让其他城市失去不少色泽与活力。眼前是不错的弯道。
过去两年间，在正规出租车上我听过足够多怨言。直到如今，在北京这个移动支付几乎深入毛孔的城市，我依然不敢只带手机出门，就是因为，不少出租司机连移动支付都不想有，即使其中有些人开车时在聊微信。进步不应抛下弱者，不意味着应当放弃进步。
如今人们所要求的，并非让出租车消失，而是更为多样化的出行。新的时代已然来临，旧思维不适合指引未来。心平气和的说一句，要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，政策的武器库不该如此匮乏，还请三思而后行。